5、投入更大、地位更高、收入更多——两会传递职业教育新动向
6、全国人大代表、专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职教内容
15、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当前，我国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需要数量充足的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近两年来，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职能的职业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与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关于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一脉相承，如何落实上述系列决策，是新时期职业教育乃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为此，本版特别推出一组专家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具有非常深刻而长远的意义。可以说，《职教20条》的关键词是转型，即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要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逾7000字的《职教20条》，贯穿其中的也正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一根红线，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三大特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在于由一元主体转向双元主体：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即往往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单一学习地点的办学及运行格局的定界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亦即在学校与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双元或多元办学及运行格局的教育转变。
从一元结构走向跨界的双元结构的办学格局，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一个特征。职业教育以学校与企业联姻的跨界合作为其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因此必须有跨界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都是在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学习地点的参照系下运行的，是一种在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框架下实施的教育行为；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不仅要注重普通教育所关注的学校、学习和教育这三要素构成的领域，而且还要关注普通教育较少顾及的企业、工作和职业这三要素构成的领域。这表明，职业教育办学的参照系覆盖了与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相互关联的领域，其定义域的范畴两倍于普通教育。
鉴于此，职业教育跨界办学所构建的企业与学校协同育人共同体的结构，使得职业教育不仅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而且还要跳出企业看企业，实现三大跨越：其一，跨越企业与学校割裂的桎梏，由此必须关注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学校制度的融合；其二，跨越工作与学习分离的藩篱，由此必须关注工作规律与学习规律的融合；其三，跨越职业与教育脱节的鸿沟，由此必须关注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
显然，职业教育跨界合作的办学格局，使得有资格的企业在职业教育框架下，将成为具有与学校同等地位的一种教育机构，这就大大扩展了教育学关于教育机构的解读。与此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和培训。概括来说，《职教20条》至少涉及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十大举措：建立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的职业院校设置标准和覆盖大部分行业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推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万计产教融合型企业；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大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推进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建立国家技术技能大师库和大师工作室；遴选、培育和规划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建设大批校企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办好技能大赛、职教活动周、世界青年技能日和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进校园活动；鼓励中职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推动职业院校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组建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在于由单一需求转向双重需求：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即往往只在游离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与职业实践脱节、仅关注个性需求的纯学校形式的育人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亦即将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需求与培育人文精神的教育需求整合为一体的教育转变。
从单一需求走向整合的双重需求的社会价值，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二个特征。职业教育以产业与教育链接的整合需求为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因此必须有整合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学校里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及基于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的适应与建构的教学来获取知识的，与学校外部的经济和社会无直接关联，基本上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则与学校外部的经济社会紧密相关，是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教育。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要遵循产业链与教育链、创新链与人才链之间相互衔接的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职业就业需求和教育供给，与个体生涯需求和教育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这表明，职业教育必须整合经济发展需求与个性发展需求。
鉴于此，职业教育要整合社会需求与人本需求这两大需求，其纽带是职业，由此必须对职业的重要性予以重新的认识。实际上，对人的生涯发展来说，职业比学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具备三大功能：其一，职业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正是职业这个载体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其二，职业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正是职业这个媒介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职业人；其三，职业是个体张扬天赋的平台，正是职业这个平台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自在人。
显然，职业教育整合需求的社会价值，使得企业基于经济发展的“功利性”目标与学校基于个性发展的“公益性”目标能够做到有机地集成和互补，这就大大扩展了教育学关于教育范畴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准与范围。与此同时，还要关注社会各类人群接受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和创业的需求。概括来说，《职教20条》实施方案至少涉及职业教育需求整合功能的十大政策：建立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平台，保持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发展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依据职业标准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标准；实施产教融合工程，建设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及个人学习账号，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体现的学习成果认定；实施技能大赛选手免试入学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及残疾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建立职业教育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的机制并设立退役军人教育培训集团（联盟）。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在于由单维思维转向多维思维：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只关注认知的单维度即学科知识积累、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关注认知与行动兼容的多维度，即知识、技能或资格等行动知识的积累与职业能力的提升并重、升级涵盖升学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教育转变。
从单维思维走向辩证的多维思维的逻辑工具，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三个特征。职业教育以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为其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因此必须有重构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主要在个体就业前或谋职前进行，是基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学习，以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提升为目标，显现为“一条路走到黑”的教育路径。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则需要在综合考虑诸多教育要素的情况下，要针对普通教育蕴含的共性规律与职业教育独特的个性规律之间的博弈予以辨析创新。这意味着，要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实现从共性的教育制度向个性的职业教育制度的重构，从基于存储的仓库式课程结构走向基于应用的工作过程课程结构的重构。这表明，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走向“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不二论”思维，实现博弈双方矛盾的辩证统一。
鉴于此，职业教育既要借鉴共性的普通教育的制度设计，更要进行辩证的兼容并蓄的制度创新，要对公平、价值和内容三大教育焦点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从封闭向开放，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实现横向多类型、纵向多机会的教育；其二，以类型定层次：要健全普职等值而非同类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实现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其三，由存储到应用：进行职业需求导向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实现从知识存储转向知识应用的教育。
显然，职业教育框架重构的制度创新，使得职业教育在应对各类困境和质疑时，要善于运用经验归纳与趋势预测、正向推理与逆向反思、静态构成与动态生成等辩证分析的方法，这就大大丰富了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内容。与此同时，要依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原有制度予以重构，采用辩证逻辑的工具进行制度创新。概括来说，《职教20条》实施方案至少涉及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十大制度：“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聘用、试用制度；企业和学校工作人员相互兼职兼薪的制度；民办职业教育的准入、审批、退出制度；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职业教育奖学金制度；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和督导评估制度；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杜玉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应当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科技人才聚集、基础研究厚实等独特优势，努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在服务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自主创新主动权方面担当重要责任。
高校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创新人才支撑不足，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对基础研究在技术研发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科固化且划分过细，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够；高校科研力量自成体系、各自为战，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同联动；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学术评价成果，大同行评议难以客观公正等。这些都是制约高校提升服务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瓶颈问题。
为此，必须对症下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力气，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下好“先手棋”，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力度，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建议，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把握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建议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鼓励自由探索和加强自主科研布局，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使科研人员潜心从事基础研究。
二是用好学科交融这个“催化剂”。在新的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下，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单学科内部循环的科研组织方式已不再适合对重大问题的研究。为此，建议适应大科学、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要求，系统调整高校学科布局，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组建国家级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队，布局一批体量容量更大、综合集成性更强的国家实验室，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取得突破。
三是激发协同创新这个“动力源”。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高校内部人才、学科、科研的协同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的协同，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为此，建议进一步研究破解政策制度障碍，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探索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模式，开展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优化研究资源配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特别要找准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着力点，完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及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四是改进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评价导向至关重要，当前评价机制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克服这些不良倾向，在科技评价上，建议加快推进分类评价，基础研究领域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引入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重在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探索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避免唯论文、唯专利、唯项目等片面量化评价，鼓励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树立把研究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真正担当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时代重任。
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今年，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就是推进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20条”）。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这盘“大棋”上再落数子——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李克强总理要求，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他强调，“我们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如何下好这盘“大棋”？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孙善学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目前的职业教育和真正的“类型教育”还有一段距离。一是研究不够，对职业教育的规律认识不足。二是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话语权不足。三是职业教育体系没有贯通。四是职业教育标准还不完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孙善学：
下一盘“大棋”的本质是职业教育要做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脱胎就是从教育体系中明确类型教育，按照类型教育的规律办学；换骨就是打造体系、形成制度。“职教20条”就是职业教育脱胎换骨的顶层设计。
记者：最近职业教育备受关注，有人形容这是职业教育的“高光时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职业教育并没有和其他教育内容一起放在社会事业部分，而是放在稳定和扩大就业，“置顶”于宏观政策层面。为何职业教育现在的摆位如此重要？为何形容它是一盘“大棋”？
许玲：最近全国上下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都非常高。这盘“大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国家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二是“职教20条”是对职业教育全链条、全方位的支持政策；三是职业教育肩负的责任非常重，现在就业压力非常大，职业教育要提供更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还肩负着贫困阻断的责任。这些因素共同将职业教育推入了大发展时期。
孙善学：下一盘“大棋”的提法很有意思，如何理解呢？
第一，下一盘“大棋”的本质是职业教育要做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脱胎就是从教育体系中明确类型教育，按照类型教育的规律办学；换骨就是打造体系（包括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等）、形成制度（指1+X证书制度）。“职教20条”就是职业教育脱胎换骨的顶层设计。
第二，“大棋”，就是职业教育的位置不一样了。以国务院名义发布“职教20条”，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突出了职业教育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职教20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是未来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方略。
2014年以来，职业教育的摆位经过了“三级跳”：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把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位置；2018年11月14日，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提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实际上是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所以才有了“职教20条”的新定位——“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从中足以看到中央和全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记者：“职教20条”第一句就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为什么说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为何要提地位同等重要？
许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因为：一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目标不同，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导向。二是教学内容不同，普通教育里的知识是以学科体系划分的，而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和职业岗位标准相对应。三是教学方法不同，职业教育强调动手，强调实训技能。
目前的职业教育和真正的“类型教育”还有一段距离。一是研究不够，对职业教育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研究院所。二是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话语权不足，职业技术还不是一级学科。三是职业教育体系没有贯通，还是断头教育。四是职业教育标准还不完备。
社会缺乏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充分认可，比如说现在很多公务员招考，本科毕业几乎是标配。高职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学生也接受了高等教育，很多公务员的职位高职是可以承担的。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次“职教20条”要求人社部门牵头，对所有就业歧视政策进行梳理取缔，真正把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来看待。
孙善学：“类型教育”的提出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不同类型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教育目标、教育功能、活动特征、教学标准、培养模式、评价制度、课程体系、组织方式、教学主体和运行机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主要特征是：人才培养目标是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不是学术性、学科型人才。教育功能从社会角度是面向市场、服务需求，从个人角度是促进就业，不是升学，不是沉浸于科学发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教育目标是以能力目标为核心，动手、实践、训练，在做中学是这类教育活动的重要特征。教育模式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学校要积极利用企业等外部力量“双元”协同育人。教育标准是学校的内部标准和行业企业等社会用人标准的有机结合，因而评价制度是1+X证书制度，作为学校职业教育的人才评价是对学校自主评价和学校之外社会化评价的综合。职业教育有自己的课程论和教学论，有与这种类型教育相匹配的招生考试制度，面向人人、服务终身，是终身学习的主渠道。
“类型教育”有一个制度构建和理论提升的研究过程，但是从社会来讲，怎么看待“类型教育”，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非常关键。需要整个社会营造一个平等的支持不同类型人才从业和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次提出“类型教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对于职业教育在认识上的突破。这个认识上的突破一定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职教20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特色高水平学校具有四大特征1+X不是双证书的简单升级
记者：“职教20条”第一部分提出要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其中提到“职教高考”、特高计划这些改革任务。请问孙院长，您认为什么样的高职院校能称得上特色高水平？
孙善学：特色高水平学校是在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任务，以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追求的背景下提出的，有以下四点比较重要：一是按照类型教育规律办学，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突出，现代大学特征比较明显；二是融入区域或行业发展，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作用显著，学校及专业都有深厚的产业背景；三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社会职业培训、应用研究及技术推广、支撑企业发展、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办学功能完善，贡献突出；四是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突出，教育标准化建设成绩显著，作为全国或地方职业教育的优秀代表，能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反映中国特色、先进水平。
记者：在“职教20条”中，1+X证书制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教师说，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是一直都按双证来要求吗？我们的学生拿双证都20年了。许委员，您的学生毕业时一般能拿到多少个证书？
许玲：我们学校的本科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师范生，培养职业教育师资，拿到的有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还有职业资格证书。另外一类是应用型专业的学生，他们拿到毕业证、学位证和职业资格证，职业资格证不要求百分百全部拿到。
我觉得，1+X证书制度推出来后，一定会是国家资格框架标准体系里的组成部分。这个制度要体现育训结合、育训互认、育训并重，既不能忽视技能培训，也不能过分重视培训和证书，而限制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长久发展。
记者：这次1+X证书制度试点，同过去的职业资格证书有什么区别？新的证书是会促进社会整体就业，还是会抬高就业门槛，增加就业难度？
孙善学：1+X证书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是跟类型教育的提出相匹配的。
1+X证书不是双证书的升级版。首先，现在的X不是职业资格证书，而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名字不一样；其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进入院校系统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遴选、备案，这个证书是源自行业企业标准，但是为学校教育服务的；再其次，证书开发主体不一样，开发主体是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不是政府，也不是行业；最后，证书的开发机制也不一样，1+X证书是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目的是扩大覆盖面，紧跟产业发展。
1+X证书的作用是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而不是设置障碍。对学校职业教育学习成果的评价及证明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普遍性与不同行业企业职业要求的特殊性的有机结合，这是建立1+X证书制度的逻辑根源。经过学校和社会共同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不仅是针对学龄人口的国民教育标准，也是针对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开发标准，既服务于学校与学生，又服务于社会与员工。从这个意义上讲，1+X证书制度是教育制度，也是就业制度。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这意味着对于院校在校生来说是1＋X，而对于社会人员来说是X+1，也就是说如果你拿到了X，可以通过与学历证书的互通衔接，将来拿到1（学历证书）。这表明教育和人社部门不是各立炉灶，而是在规范各自领域的基础上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产教融合型企业助双元育人落地双师型教师是类型教育之必需
记者：“职教20条”在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这部分内容里，亮点和一些新的提法也比较多，比如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有着怎样的意义？
许玲：职业教育跨界的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要跟企业共同合作。去年政协会上我写了一个提案，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产教融合难如何来破解。我总结了三点：一是院校热而企业不热。对企业来说，企业要利润，学生来当学徒或实习，对生产效率还是有影响的。二是中央热而地方不热。国务院和教育部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专门发文，但落实下去层层递减。三是国家热而个人不热。一些院校“双元制”班遴选了一些学习好的学生，但学生却申请退出，原因是想升学。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之间不吻合，职业教育叫好不叫座。
我觉得，观念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只要制度、待遇各方面都跟上来，观念自然会转变。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定里面有政府的信誉背书，对企业是一种荣誉。国家要在金融、土地和财政等方面给予组合式的优惠政策。产教融合型企业一定是大企业，行业标杆型的企业。国务院要督导各地政府的落实情况，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布。
孙善学：我们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类似于德国的“教育企业”。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教育企业”的资质要求：“教育企业”的种类和设施适合进行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数量与教育位置的数量或与从业专业人员的数量应保持适当的比例。
我们国家的企业职工培训开展得很好，职教法要求，企业职工的教育培训经费按照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企业培训是面向企业内部的，而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更主要是企业外部的，也就是接受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遴选是一个能够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地的政策。
记者：文件还提出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举措，如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2019年以后专业教师要具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这些新政策和新提法，对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吧？
许玲：在“职教20条”里面提到“双师型”教师要超过一半，要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从企业中招聘。这就说到一个问题，技术师范类的大学怎么办？教育部有一个配套文件正在制订中，文件将明确，技术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类毕业生，仍然可以直接进入职校当教师，当然前提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要真正符合“双师型”的要求。
这次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要求，是真正要把职业教育办成高水平“类型教育”的一个必需步骤。目前全国独立设置的技术师范院校只有8所，对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面很低，而且培养层次偏低，大部分以本科为主。技术师范院校是职教师资培养的主渠道，需要得到提升，要有一批技术师范大学能够比肩北师大。
“职教20条”里面要求，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职业学校教师要建立双向流动机制，但企业编和学校事业编的人事壁垒如何打通？有的学校采取流动岗加固定岗的形式。现在的问题是，在公办院校的工资总额、绩效总额核定的情况下，聘来的企业教师报酬怎么出？只有这些问题从制度上解决后，才能迎来职业教育大发展。
百万扩招要改革招生考试办法优化专业结构按照产业带布局
记者：我们谈谈高职扩招。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生源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在江苏、山东等高职院校比较多的省份，已经有一些院校生源比较紧张。二是宿舍、教师、实训等教学资源够不够？三是如何保证培养质量？
许玲：高职扩招100万人，我觉得生源不会存在问题，现在下岗职工、退伍军人，还有农民工，有意愿要提升自己的还是很多的。以前生源不足、招生不满的现象是升学的选拔机制没有放开。招进来后，这些学生怎么和普通高考招进来的学生融合，怎么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我认为，第一要优化布局结构。扩招100万人，一定不能全国各省份等比例增加，而要按照产业带来布局，按照产业带的技能等级来布局，不要扩招完以后发现布局结构不合理，某个省份招得多但是就业出现问题。
第二要注意优化专业结构，防止低成本专业大量扩招。管理类专业的成本显然低，机械类、电子类的专业成本高，扩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专业结构的优化，一定要办社会急需、产业急需、就业好的专业，否则扩招完发现，专业结构失衡了，同样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三建议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中高职的投入要成为制度化。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一定要有一些标杆性的学校，可以将一些好的职业院校收归部属，通过中央财政支持这些部属高职院校。现在中央财政的投入都是项目性质的，没有形成制度。只有在投入形成制度化以后，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受到各方面重视。
孙善学：第一，质量问题交给我们，我们职业院校一定对质量负责到底，把每一个进入到职业教育学习的人，都负责任地送到就业岗位上去。
第二，就是怎么招进来，要改革招生考试办法，这个工作交给教育部，在整个高考制度改革中安排。
第三，生源问题，我查了一下2017年的数字，高中阶段毕业生有1277万人，本专科招生共762万人，还有515万应届毕业生没有升学。再加上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这个范围内扩招100万人，从数字上看也不是很大，实现起来没有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划出了2019年教育改革发展重点，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这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既是职业教育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办学质量的使命担当，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整个教育来说有着重要的引导指向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有助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说。
在熊思东看来，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大投入和逐步完善，将能改变“千军万马唯走高考独木桥”的问题，让不同人有不同的学习路，一样收获人生的精彩。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年招生928.24万人，在校生2685.54万人，发展规模为世界最大。这表明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
“但是，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着部门分割、办学体制不顺、办学特色不鲜明、教育质量不够高、吸引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必须通过大改革促进大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市政协副主席董玉海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进入普通高中、大学以及中职、高职，往往是按“纸笔测试成绩”来划分的，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不是一种分流，而是根据考分分层。
来自工作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劳务班组长刘钟俊说：“尽管行业工资已普遍上涨至每月万元人民币，但是，技能能手仍在不断流失。以木工为例，已出现青黄不接、用工荒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兼道岔车间主任张杰坦言，企业人才培养空间不足、缺乏有效的“人岗匹配”机制是造成技能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扩大高职院校奖学金、助学金覆盖面”等诸多措施。对此，代表委员们表示，这些“实招”将有效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快培养出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政府工作报告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明确了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扩大招生规模，鼓励待就业和再就业人员报考，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等具体举措，发出了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号召，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董玉海告诉记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大高职院校奖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可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实力和综合吸引力，为学子和家长提供更多升学选择，缓解基础教育升学困扰。
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把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令人兴奋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指出，中央财政将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今年两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将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拟安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237亿元。
投入更大、地位更高、收入更多——两会传递职业教育新动向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并传递出职业教育改革的诸多新动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
今年初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以往职业院校生源主要是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数控中心主任禹诚说：“这意味着高职院校招录生源将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目前，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对职业教育“扩容”。广东省提出，到2021年，新增高等职业教育学位12万个以上。安徽省近年来通过分类考试招生，将具有高中阶段学历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高职院校招生范围。
职业教育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广东已经打通中职学生升读大学本科的通道，自2018年开始，广东4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定专业面向全省中职学校招生。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已实现中职、高职、本科、硕士贯通，取得了职业教育的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中职、高职院校招生主要参照中考、高考的文化成绩。禹诚建议，今后高职院校招生应结合普通教育学历、职业技能证书等条件，进一步创新招生方式，提升培养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表示，这体现了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是人才观念和培养路径的重要转变。
发展空间小、社会评价不高等是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不少人之所以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在于一些技能型人才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和制度保障。
记者调查了解到，去年以来，各地陆续推出改革措施，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待遇。山东要求，在落户、就业、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不得歧视职业院校毕业生；湖南规定，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同等参加公务员招考等。
在当下城市“人才争夺战”中，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才也受到青睐。河南郑州对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放宽了落户限制；江西南昌规定，在南昌市大中专、职业技工院校就读的学生，可凭相关证明办理落户。
——经济高质量发展催生技术技能人才更大需求，技工收入不断提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需要大量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人才。”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会说。
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生力军。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和地位。
去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后，各地陆续出台实施意见。江西规定，企业可设立特聘岗位津贴等，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待遇；黑龙江对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分别按照每人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标准给予个人补贴。
目前，一些紧缺职业工种收入提升较快。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2018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显示，高级技师中金属热处理工年薪最高，达到18万元，初级工车工年薪也在10万元以上。在深圳，去年高级技师、技师的高位值月工资分别为2.77万元、2.26万元。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换代，制造业利润不断增加，未来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收入会更高，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禹诚说。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职业教育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内容篇幅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功能定位之高、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表述并不在传统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工作板块，而是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于宏观政策层面。
这些表述隐藏的热点有何深意？为今后职教改革发展释放了怎样的红利信号？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
“报告对职业教育给予前所未有重视，不仅体现在超长的文字量、细化具体化的政策措施，还体现在坚定有力的政策力度，表现为‘五大两高’，即大规模（扩招）、大幅度（增加投入）、大改革、大发展、大覆盖（扩大奖助学金覆盖面），高标准（提高补助标准）、高质量（提高办学质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总结道。
职教工作的有关表述“置顶”于宏观政策层面，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看来，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对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论断的落地，让类型教育不再是“空中楼阁”；其二是强化了“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报考高职，对于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高职能发挥实质性的“定海神针”作用；其三是充分体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的“三个转变”，职业教育将不再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而是要有自己鲜明的专业特色。
对于第一层含义，马树超展开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过去高职改革的高度认可，高等职业教育在历史关键时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解决就业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性有目共睹，这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重要特征。前不久发布的“职教20条”，第一句话就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判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被国家当作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和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的一个重要保障。“就业稳定了，其他的就好办了，这充分肯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马树超说。
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职业教育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量化指标。
“按照我的理解，扩招100万人，更多的是从六稳之首的稳就业出发，从实体经济发展急需的技能人才出发，从‘大学生就业难、技术工人招工难’两难并存的状况出发的决策，而并非纯粹从应届生源考虑。”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分析认为。
姜大源说：“我曾如此多次提到3个被教育部门忽略的大数据：农民工2.87亿、退役军人0.57亿、残疾人0.85亿，三者相加4.3亿。他们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需要就业，国家才能稳定地应对百年之大变局。也只有职业教育，也只有中高职院校才能担当起此重任。”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刘晓认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并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职业院校，这不但赋予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使命，更加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的受众对象和发展空间。职业教育的重点不再只是保证受众获得一技一艺求得工作和生存，而是转移到满足个体长远发展需求上，并且将更大程度地与整个教育系统发展相融合。
刘晓认为，职业教育在对象的选择上将出现以下变化：一是非传统应届生源的比重将明显增加。与传统生源相比，非传统应届生源主要是指超出适龄人口范围但有着广泛教育需求的社会人群，因其教育背景、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等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变革。二是公共培训服务项目日趋递增。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今后将会推出更多企业员工、下岗人员、农民工转移、退役士兵等带有技能补偿性质的公共培训服务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我们一直提倡学分银行，实际上获得职业学历证书后，不一定非要有入学考试，比如用职业证书可以抵一部分课程。证书的互通会让职业教育更加开放，面向整个社区，面向整个区域经济。技能证书互通最大的变化是招生方式会发生改变。职业教育的未来会越来越开放，比如面向农民工招生，就没办法参加统考，招生的方式发生改变后，必然会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设计过程发生变化。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
在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看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提得非常明确，因为这事关职业教育大规模扩招等政策的落地。
据悉，国务院对省级政府的30项督查激励措施里（参见《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其中第二十条是有关职业教育的，是唯一一项教育的内容。
“不能以会议推进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马树超连续7年主持发布《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每次单列“政府责任”章节。据他观察，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是否能在各省份落地，在实际上存在差距。
他举例说，对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2017年各地公办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万元”的要求，这是早在2014年就提出来的指标，但是到2018年至少还有5个省份的生均拨款水平未达标，这5个省份东中西部地区都有。
“实际上每一次公共财政经费政策的落地都是有困难的，这就特别需要各地政府提高认识，共同保障目标实现。”马树超说，其实职教战线特别担心的一点是，如果只是大规模扩招，不增加教育资源投入，势必会摊薄高职院校生均资源，引起教育教学质量下滑。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把职业教育政策落地了，才能真正迎来职业教育的春天，也是破除“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重要行动。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王红军建议，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出台可操作的政策来加以落实，且是公开透明的，其中包括培训的标准和基本流程培训费用的公开透明，同时要具备可监控性。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高等职业院校不能盲目乐观于扩招带来的福利而停止优化自身内涵的努力。可以设想，扩招100万人的背后，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就业、师资配备、教学资源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都将面临挑战。”刘晓说。
刘晓分析认为，事实上，高等职业教育的扩招，不仅是数量规模的扩大，更是生源对象结构的丰富。在过去，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以18—22周岁适龄人口为主，即主要是传统生源。但今后，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应届生源比例将持续提高，因其教育背景、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变革。
马树超认为，现代职教的大改革大发展，应该首先完善职业院校的设置标准，原来职业院校的设置标准也是参照普通院校办学要求，而现在“职教20条”明确要求按照“三个对接”加以完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马树超在调研时，希望职业院校提供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的统计数，但是不少职业院校表示“我们没有实践教学工位数的统计”，如果不重视校内实践教学工位建设，谈何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所以，马树超建议，完善职业院校设置标准，还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三个对接”的要求进行职业院校设置标准的顶层优化设计。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9年教育工作重点：“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相比于去年“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的论述不仅仅只是比较级的变化，更反映了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为此，中国教育报邀请三位专家解读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工作重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相比去年，我国教育工作重点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尊重教育规律，体现了教育发展目标的持续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的普及化程度大为提高。2018年，我国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学前三年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园率达到81.7%；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毛入学率达到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随着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矛盾的凸显，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已经转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作为坚定不移的工作目标，尊重教育发展的规律性，保持教育改革政策的持续性。
二是保障经费投入，体现了教育发展地位的优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在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4%以上，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体现了当前我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三是突出工作重点，体现了教育发展政策的精准性。相比去年，我国教育工作重点在保持政策持续性和发展稳定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精准定位与突出重点。比如，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方面突出强调“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突出强调“持续抓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突出强调“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突出强调“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
四是促进资源共享，体现了教育发展路径的前瞻性。信息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正在驱动一场新的教育变革。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明确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目标，体现了通过教育信息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前瞻性。
五是发展民办教育，体现了教育资源供给的预见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多渠道拓展教育经费投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民办教育迅速发展，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局面，有效增加了教育服务供给。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明确“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同时，强调：“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体现了支持并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在人口政策变动背景下满足教育需求的预见性。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教育承载的新使命、新期待、新蓝图。
就基础教育阶段而言，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都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一目标和方向，这也是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也就是说，学前教育要坚持公办民办并举不动摇，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多渠道扩大供给，既要大力发展公办园，也要鼓励支持更多的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子女“有园上”“上得起”。
其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以解决“大班额”问题为例，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很多城镇学校班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出现“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按照国务院要求，全国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2018年，各地积极化解义务教育“大班额”，“大班额”“超大班额”数量比2017年分别减少了18.9%和48.7%，为近10年来最大降幅。虽然2018年全国基本消除“超大班额”的目标已经如期实现，控制“大班额”取得明显成效，但要实现2020年全国基本消除“大班额”目标，今明两年仍需付出积极不懈的努力。
最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部分西部省份实现普及目标的难度较大、职普比例不协调、总体资源缺口较大、投入需求大等难题，普及攻坚还要继续下大气力。要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继续实施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加大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实施力度，推动中西部省份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确保到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高中毛入学率达到90%，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满足青少年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第一年，格外令人关注。对比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的表述富有新意，亮点频出，分量更重。
一是教育的作用更大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集中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谈教育，着重普通教育。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两处谈教育的作用，一处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中单列职业教育，一处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谈其他教育，显示出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属教育事业，不同类型，地位并重，不仅是社会民生大事，也是稳定和扩大就业之本，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紧密联系。
二是教育的要求更高了。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比2018年提出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程度更高，要求更严。
三是针对性更明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针对个别幼儿园安全事件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针对就业问题突出加强职业教育，针对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无疑给学前教育社会力量举办者吃了定心丸。针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形势是否影响教育经费投入的疑问，明确坚持教育投入优先保障4%目标不动摇。
四是政策措施更实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论述教育工作通篇鲜有数字要求，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处提出数字目标，如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今年财力虽然很紧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4%以上，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
五是连续性更强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双一流”建设，发展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网络教育等。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继续扭住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不放松，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体现教育工作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本报记者 刘博智 万玉凤 整理）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我近年来参与了部分职业教育的研究和试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很大篇幅谈到职业教育改革，这让我对我国未来职教发展充满期待。
首先，在职业教育中，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发展的重点。长期以来，到底是强调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人们往往持不同意见。在政策上，有关部门早就规定，初中毕业开始分流，一半上高中，一半上中等职业学校。但是，学生不愿学，家长不愿送，中等职业学校往往招不满学生。最近几年，各地教育部门开始实行把中职与高职打通的机制，也就是说中职学生毕业后可升高职继续学习，有些地方百分之五六十的中职毕业生都上了高职，再加上高职主要是面向高中生招生，而现在允许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要扩大高职招生是非常必要的。2018年我国高职招生人数为360万人左右。扩大招生100万人，也就意味着今年要扩招25%以上。鉴于过去有一部分高职院校招生比较困难，面对大规模扩招，有关部门要做好准备。扩招一定不能一刀切。让优秀高职院校多招，一般学校少招，困难学校不招甚至减招。同时，要大幅度改革高职的招生方式，以适应新的招生对象及招生规模的需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了要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由企业来办职业教育的最大优势，是教育与生产实践能够更紧密地结合。招生即招工，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企业未来的员工，企业对他们的培养会非常用心。事实上，我国职业教育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就是由行业和企业来办的。改革开放后，为减少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把大部分的职业教育院校划归给了教育部门。其结果是，减轻了一部分企业的负担，但又造成了职教学历化、与生产脱节的弊病。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也与教育部最近推出的职教改革方向相一致。我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看到更多有实力、有需求的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是，国家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一谈到职业教育，人们往往想到的是职校的在校学生。殊不知，职业教育最大的市场是在校外。我国仅进城的农民工就有2.8亿人，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在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城市打工市场。现在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都是农民工。他们的技能水平、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到我国产业发展的水平。因此，亟须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培养大批怀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中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深度参与了很多农民工培训、返乡青年培训及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我们的体会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一定要走出传统上把农民工送进职业学校中、开培训班的模式。因为被培训者均为在岗人员，他们不可能抽出大量的整块时间来学习。因此，要利用好碎片化时间，以互联网的线上培训为主，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深圳的龙岗区已经开始了对在城农民工的大规模培训试验，他们的经验值得关注。
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推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改革措施。我们相信，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在3月5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内容篇幅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功能定位之高、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今后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释放了多个红利。
置顶宏观政策层面，彰显新时代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
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根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就业优先政策，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并将职业教育与国计民生的“促进就业”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置顶”于宏观政策层面。
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既可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提升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职业教育作为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要途径，把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和推动，既体现了重视职业教育的导向，也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要求，既是民生之本，更是立国之本。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助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丰富高等教育办学的主动诉求，也是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职业教育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量化指标，就是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并在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补助标准，证书互通衔接、办学体制优化和财政投入方面给予多项政策保障。这既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享受高等教育的合理合法要求，更是优化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和规模结构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高等职业教育的扩招，不仅是数量规模的扩大，更是生源对象结构的丰富。在过去，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以18—22周岁适龄人口为主，即主要是传统生源。但今后，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应届生源比例将持续提高，因其教育背景、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变革。
高等职业教育不能盲目乐观于扩招带来的福利而停止优化自身内涵的努力。可以设想，扩招百万背后，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就业，师资配备，教学资源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都将面临挑战。高等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应对来自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人才培养的供给压力，更为关键的是将原有一次性的就业教育转向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使所培养的人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复杂的问题解决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出众的社会服务能力，以保持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市场变化的同步升级。此外，高等职业教育还要彰显“立交桥”发展理念，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多层次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为学生开辟接受更高层级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为终身学习和未来成长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它要帮助每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不同的目标，获得职业生涯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并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职业院校，这不但赋予了新时代职业教育以新的使命，也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教育对象和发展空间。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依据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在更加开放公平的维度上为更多潜在的受教育者提供机会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
一是非传统生源的比重将明显增加。近年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的求学意愿逐年高涨，其占职业教育生源的比例将持续提高。因其教育背景、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等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变革。
二是公共培训服务项目日趋递增。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今后将会推出更多企业员工、下岗人员、农民工、退役士兵等带有技能补偿性质的公共培训服务项目，职业院校也将承担越来越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格的培训服务和社会责任。
三是更广泛的教育与培训平台将得到开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教育生源将呈现不受年龄、职业和地域限制的全员覆盖趋势，学习形式灵活、学习内容丰富、学习选择多元的网络学习平台也将成为广大受教育者的共同选择。
我国长期存在着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办学主体地位不突出、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不够紧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这是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和单一权利中心的现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途径。要彻底改变政府“统办统包”的局面，政府办学应选择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制约经济发展“瓶颈”的战略产业领域，或持续大量紧缺技能型人才的行业作为办学和投资重点。
要形成多个办学主体、多种投资主体共同办学的多元办学格局，一方面职业院校要与产业、行业、企业等合作，充分利用企业的教师、投资、实训实习场所等进行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使更多的行业、企业、民间组织独立或联合举办职业教育，这是解决办学形式单一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具有科学、协调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刻内涵，无疑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必将进一步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将不断深化，办学体制将进一步改善，社会服务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以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和较长篇幅强调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迫切性，并部署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措施。
去年以来，我专门走访了十几家大中小型企业、中高职学校，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产业界、教育界对加快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有高度共识，但对“发展什么样的现代职业教育”分歧较大，对现有职业院校走出“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根本改变“校方生源少、企业技工荒”的局面也有点信心不足。我个人认为，应从创新顶层设计入手，发展真正有质量更有效益的现代职业教育，以大改革推动职业教育大发展。
在职业教育资源上，要通过职普融合、职普并举增加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由以现有职业院校为主，转向职普并举发展。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是转变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错误观念、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竞争力、贡献力的重要途径。
在办学层次上，一方面在职业学历教育层次体系设计上，要将职业教育的最高学历层次由现有的专科逐步提升至研究生层次；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调整招生计划结构，将招生层次重心由中、高职提升至专、本科层次，满足家长、学生对高层次学历教育的需要和社会对高素质职业人才的需求。
在专业设置与管理上，加快制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指导性目录，加强对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前期研究；同时减少高职专科控制性专业种类，并简化院校设置目录外专业程序，将专业设置权全部或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调动学校办学积极性。各高校应进一步放宽专业修业年限限制。
在发展机制上，我建议转变管理方式，重点以市场机制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逐步推行职业学历教育项目、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公开招标机制，鼓励有市场活力的办学主体（大中小学校、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承担职业教育任务，同时加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督导考核评价，保证教育质量，提高发展效能。
在制度保障上，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职工继续教育、技能培训、接收高校学生实习实训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企业举办或者参与职业院校、设立专门基金支持企业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共同培养职业教育师资；制定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参与产业发展、经济建设的有关规定，发展产教混合式新型职业教育组织。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促进产业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早日办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一流职业教育。
师资力量不足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据近日《工人日报》报道，职业院校“工匠之师”难招，与一个专业代码不无关系——目前我国职教硕士有100多个专业，却只有一个专业代码，学生报考求职时只能共享同一个专业代码。由于专业代码对不上，“专业不符”，阻碍着职教硕士当上职校老师，即便是想进入其他公职岗位也遭遇困难。
一面是国家层面的重视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一面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中依然存在诸多“短板”。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好好梳理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与不足，正是其未来改革破局的“落子”之处。
比如，针对未来我国将加快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高级技师栗生锐代表建议，聘请企业高技能人才作为教师到职业院校授课，有助于培养出具有熟练动手能力的技能人才，这也是德国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但当前一些地方和高职学校教师队伍编制管理严谨，企业和学校之间存在体制障碍，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到学校任教的渠道并不通畅。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降低制度成本，不以编制、学历等传统管理方式来“卡”教师。
还有，唯学历教育观念依然普遍而浓厚。从2016年开始，高等职业教育开始以适应社会需求作为评价主体，但至今仍有一些学校把发张文凭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此次两会上，上海中华职教社的常务副理事长胡卫委员批评了把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升学的做法，“现在的中职为了升高职，高职为了升本科，忘掉了自己本来就是劳动力储备的教育”。
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职业教育的目标应该为个性之发展，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因此，当各方在积极推进通过企业“点菜”、职业院校“加工”的定制化方式来培训技术人才时，职业院校自身要有超前意识，紧贴未来技术人才的走向，让“企业有需求，学校就送上”。
事实上，当前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管理体制并不衔接，也是职业教育的堵点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可对一些家庭来说，职业教育吸引力并不强。不少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分析，关键原因在于职校生毕业后发展通道不够畅通，没有真正实现学历与职业教育学历的互通，工资与职称晋升等待遇也并未落实。这导致职校毕业生在就业、核定工资标准、考取更高层次学历证书、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考、职称晋升等方面面临困境。
再有，职教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脱节的问题依然严峻。不少职教领域的代表委员呼吁，要回归职业教育的本质，“职校生应该更早进入实操锻炼层面，而不是送到企业实习的廉价劳动力”“只有企业才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代表表示，“鼓励企业办学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政策，比如明确规定企业办职业教育所产生的费用冲抵税收，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而一种教育生态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也非一日之功。针对痛点、堵点，在关键处破局、“落子”，才能助力职业教育改革提质提速。
本报讯（记者 李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民族工作需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职业教育的发展兼具这两种力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管培俊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政策、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十分紧迫、意义重大。
近年来，在中央和各地大力支持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全国10个高中阶段教育职教招生比例不足40%的省区，有7个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集中的区域。民族八省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尤为不足，远低于教育部规定最低标准。”管培俊分析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产业不发达，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倒逼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需要国家进一步整体规划协调，采取特殊措施，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管培俊建议，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总体规划。把职教发展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三个国家级规划以及教育扶贫结合起来。加强省级统筹力度，针对民族地区行业产业发展需求，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导向，出台相关政策，设置职教专业。同时，培育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支柱产业，形成造血机制。他提出，应该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集中力量重点支持举办一批高质量职业学校，逐步扩展，不必县县办职校，避免资源分散和低水平办学。
管培俊说，编制实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跨区域规划，深度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加强东西部职业教育的统筹和跨区域协作。发挥东部地区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口帮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应该发挥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以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为着力点，促进产教融合。”管培俊说。可以考虑设立面向职业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扶持资金，完善民族技艺学校传承制度，支持民间艺人、技艺大师和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促进职业院校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共同发展。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数在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尤其需要帮扶。管培俊认为，应该设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对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的职业教育给予特殊支持。结合精准扶贫，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急需一批双语兼通、技术过硬的“双师型”骨干教师。对此，管培俊建议，采取“国家公费师范生”办法选拔培养高素质“双师型”师资。由中央财政以奖补方式予以支持，面向民族边远地区职业院校，定向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公费师范生。同时，选拔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在职攻读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和工学博士，为民族地区培养一批双语兼通、技术过硬的“双师型”骨干教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20条”）第十二条提出了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若干职教师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可以说，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大转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有望在未来得到解决。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准入政策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直接针对长期以来困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即“双师型”教师问题，“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从政策上讲，今后职业院校招聘到的专业教师，应当满足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学要求。
第二，新政策给出了解决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较弱问题的特殊政策。“职教20条”提出，“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在职业院校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
第三，今后将为职业院校培养一批专业教师。在职业教育长期发展过程中，解决职业教育专业师资的办法，一直是招聘到教师后进行培训，使其达到“双师型”教师的要求。“职教20条”提出，“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优化结构布局，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这一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将通过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从“培养”入手解决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师问题。
第四，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双师型”教师不足的问题。“职教20条”提出，“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一是“双师型”教师同时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但不是每一位教师都可以达到，况且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可以通过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办法，通过教学团队解决专业教师的个体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为教师协作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可以通过构建“双元结构教师小组”模式，探索专业理论教师与专业技能教师的合作教学，进行模块化教学，实现“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要求。
第五，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培训力度。“职教20条”提出，“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建立10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年至少1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落实教师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定期组织选派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赴国外研修访学”，这种进修培训应当是面向全体教师的。
面对职教师资新政，尽管面临一系列的机遇，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面对的现实困难和实践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系列挑战。
其一，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招聘政策的落实力度问题。《教师法》规定，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这是“职教20条”提出的“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是否能够落实的法律障碍。另外，还有现行的人事政策阻力，也是困扰职业教育师资几十年的问题。
其二，未来职业院校招聘到的相关人员，能否具有“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能力的问题。有了“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的政策，但是什么条件的“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需要在下一步的实施规定中，有明确具体的标准来界定。由于职业教育涉及的专业门类繁多，各专业之间存在差异，要求也各不相同，教师的企业经历应该与所教专业直接相关联，落实新政策必须的要求是，当有了这个“经历”之后，职业院校招聘到的教师应该能够较好地从事本专业领域的教学。因而标准的制定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如果这个能力标准要求较高，具备条件并前来应聘的人员将会较少；如果标准较低，比如只要在企业待过3年即可，那么，将可能使得招聘到的教师难以胜任专业教学。这就涉及对企业经历的评价与实施问题。
其三，职业教育的教师待遇与职业前景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问题。要招聘到“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专业教学能力的相关人员，还要看他们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放弃在企业的薪资待遇等到职业院校来。职业院校的待遇和大多数企业相比不具备竞争力，因此必须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待遇，否则难以招聘到满足教学需求的有用人员。
其四，职业教育专业师资的培养依然难度很大。“职教20条”提出，“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优化结构布局，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意图改变以往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只进行“职后培训”，而较少“职前培养”的重要问题。但是如何建设职业技术师范院校，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才能够培养出“双师型”教师，也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难题。在工作落实中，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要求，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培养。
其五，多种途径解决“双师型”教师的问题需要长期探索。“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的职教师资新政，需要有理论研究指导，需要有具体实践探索才能够得以实现。河南省自2015年以来，积极构建“双元结构教师小组”模式，通过专业理论教师与专业技能教师的合作教学，努力达到“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要求，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前的研究与实践依然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其六，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培训依然面临培训绩效不高的问题。“职教20条”提出的职教师资新政从2019年开始实施。职业院校中现有的专业教师必须通过各种培训提升，才能实现“到2022年，‘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的目标。但是现有大量的专业教师能不能通过“企业实践”“国外研修”等培训，真正达到“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能力，依然具有较大难度，需要在贯彻落实“职教20条”的具体实施工作中加大落实力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我们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直接。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其具体目标包括到2022年建设150个骨干专业（群）。
这里，需要破题的是：基于类型教育来进行专业群建设，是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与教育链、人才链相互衔接的关键节点，应该成为职业院校必须摆到议事日程上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至少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逐渐由普通教育基于知识存储导向的单一学科专业，向职业教育基于知识应用导向的单一职业岗位的专业转变；第二次是逐渐由针对单一岗位的知识应用型专业，向针对职业能力相近的多岗位的知识应用型岗位群的专业转变；第三次是逐渐由直面职业能力相近的多岗位的知识应用型专业，向直面职业能力同类的多职业的知识应用型专业转变。
显见，专业或专业群建设的三次转型，即从单一性专业到复合型专业的转变，以及从针对一维的“点”的专业到针对二维的“面”或三维的“体”的专业群的转变，是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必然趋势，也是整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个体职业生涯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
在技术手段突飞猛进的今天，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应用，行业与行业，以至产业与产业间的衔接、跨界已表现为一种链式结构。这种链式结构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跨越一二三产的产业链结构。这意味着，与之相应的职业教育的专业群建设，也应以链式结构为路径，才能实现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专业建设特色，才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复合型、创新型职业人才。
以产业链为基准的专业群或专业链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培养的职业人才，就构成了产业链所需要的一整套人马，使得职业院校将逐渐成为复合型、创新型的链式人才库。而职业院校的建制，特别是二级学院或系部的建制，将不再是单一的同类职业领域或同类产业领域里的专业群，很可能是基于产业链的且跨越了职业领域或产业领域的链式专业群或专业链。
没有结构的改变，就谈不上改革，更谈不上创新。基于产业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院校的专业群建设，将以一种创新的结构形式出现在职业教育领域，为实现到2022年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拓展出一个新天地、一个大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必须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深化对职业教育本质特征的认识,办真正意义的职业教育,办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
日前,威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吴永刚接受了大众日报社记者王桂利的采访,就深化认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深入系统地谈了认识和体会——
首先,要深化对职业教育地位作用的认识,牢牢把握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一样,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其他教育形式不同的是,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是职业生成教育,不是职业准备教育。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着力构建以就业为导向、体现终身教育理念、面向人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千千万万怀有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精神,拥有较强动手、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其次,要深化对职业教育服务面向的认识,强化服务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合”字要落到实处。职业教育要得到真正的支持,必须有明确的服务面向。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几乎都是区域办学、行业办学,甚至企业办学,这决定了职业院校的服务面向,首先是特定的区域、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企业。只有这样,才算真“融合”、真“合作”。大而化之,盲目求大,只能自说自话,很难得到真正的支持。同时,作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肩负着服务“一带一路”的重大使命,更需要强化服务面向意识,既要与“走出去”企业结成紧密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搞好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创造条件把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教育标准推介出去；又要积极寻找与当地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最佳结合点,急他们之所急,帮他们之所需。
第三,要深化对职业教育办学路径的认识,积聚各方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激发学校发展活力,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同时,要求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直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既具有公益性质,更具有市场属性。当前,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必须“开门办学”,通过积聚社会资源推动学校发展,不能一味地靠政府支持、靠财政投入。作为被服务的区域和用人单位,要通过政策引导,让其更多分担学校的办学成本,既减轻财政压力,又推动校企共赢发展。
第四,要深化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着力改革教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应该是师傅带徒弟,而不是老师教学生,重在实操实训,而不是理论教学。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大多脱胎于普通教育,教师也大多毕业于普通高校,不可避免地带来以普教理念办职业教育的问题。因此,必须下大决心改变以理论灌输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不办成所谓的专科教育,更不搞成本科教育的压缩版。要坚持服务需求、就业导向,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要通过深化以实训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改革、以技能为导向的教学体制改革、以就业为导向的实习模式改革,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改革,让老师变成师傅,把课堂变成车间,用老师的真本事培养学生的真本领。
第五,要深化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助力青年成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说明,职业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学历教育；也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肩负着非学历教育特别是社会培训等重要职责。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培训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相对于其他教育形式,职业教育具有多样化的办学条件,具有多领域的专业教师,具有与经济社会发展广泛的联系,在培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作用不可替代。对党委政府特别是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主管部门来说,关键是要强化职业院校的培训职责和培训能力建设,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培训平台,把更多的培训工作赋予职业院校,同时打通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渠道。对职业院校来说,关键是要提升对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社会培训放在与全日制教学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积极承担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综合社会部门和广大企业的社会培训任务,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两方面发力,为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职业教育的转型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对职业教育本质规律的认识,职业教育必将迎来新的春天,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威海职业学院 王桂利，王亚盛 供稿）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纵观我国高职的课程改革，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进行“本土化”实践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引进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课程，以及国际劳工组织MES、北美CBE/DACUM等课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职业人才要求的提高，这些以传统的福特制大批量生产组织方式和泰勒式科学管理方式为时代背景，培养岗位技能导向的课程模式，弊端逐渐呈现。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是德国针对传统双元制教育模式下课程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课程理论和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逐渐成为我国高职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
从2014年到2015年，国家层面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其中均明确提出推行“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在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修（制）订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更是把“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新教学模式”作为一条工作原则。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思想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是为跟进技术进步、知识社会发展、职业综合化、企业现代化、终身学习等应运而生的课程理论，并具有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基础。本世纪初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理论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逐渐成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对改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并非空穴来风，是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检验最终转化为指导政策的过程，是引进当代国际职业教育先进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的有益尝试，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发展和教育理念发展下的历史选择。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指导思想并不是指向岗位的专业技术技能训练，而是强调“人对工作和技术的设计”。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不来梅大学牵头的国际科研项目“对技术和工作的社会设计”提出“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的工作和技术的设计能力”，即设计导向职业教育思想，强调职业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技术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本着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负责的态度，（参与）设计未来的技术和工作世界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技术是科学与社会需要相统一的结果，具有很强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工作过程知识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岗位密切相关能力的习得”，在人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程序性的“工作过程知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很多发达国家都把“工作和技术设计”作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教育内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哲学、历史、科学、艺术等普通文化知识当然很重要，但这些“基本素养”与“职业素养”不一样，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因为作为一个人总是要从事一个职业的，职业是一个社会化的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工作过程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行不悖。
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是能力本位的课程，但是区别于一般个性特征的职业能力观和行为主义导向（任务本位）的职业能力观，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持有的是综合职业能力观，是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有机统一下的职业行动能力，它不仅关注在复杂工作情境中的行为能力和操作技能，而且还关注在行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关键能力的培养不是虚无缥缈的，只能在完整的工作过程中实现，并且只能在“专门的领域”中获得，即遵循“领域特殊性原则”，这是工业心理学的基本规律，不存在广义的跨领域的关键能力，这违背了多元智能论的基本原则。在本世纪初，劳耐尔等德国学者研究了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学习的评价问题，其指向是要求学生能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去完成复杂的任务，考虑到“多样化的企业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对于工作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要求”，考虑到“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对职业工作任务进行反思并且进行多种设计的可能性”。可见，要达到如此目的的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知识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不局限产品、技术与劳动组织层面，也关涉到安全、经济、法律、生态以及社会系统各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劳耐尔等人认为，“整体化设计能力”是职业能力的最高水平。
最后，工作过程导向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最直接体现。
工作是人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工作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而不是企业的生产流程。在企业实践中，尽管不同的人的岗位不同，资历与经验不同，但完成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的基本结构却是相同的，即都涉及明确任务、计划、决策、实施、检查和评价等六个阶段。职业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尽管不断有新的职业诞生和旧的职业消失，但每个“学习者”最终总要走上工作岗位的，总要有工作过程。因此，为了实现工作世界的“行动过程”与学习领域的“学习过程”相统一，“行动导向教学”就成为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主要教学原则。“行动导向教学”作为教学原则，是以工作任务引领行动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总和，核心思想是提倡学习者针对来源于实践的开放性学习任务独立设计解决问题的策略、尝试解决问题并进行评价。行动导向教学原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教学内容方面，主张完整的综合性工作任务或项目；在教学过程方面，主张“完整的行动过程”；在教学组织方面，主张小组合作学习形式；在教师角色方面，主张教师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咨询者和伴随者；在学生角色方面，主张学生作为行动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对职业教育而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关系到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问题，更直接关乎大国工匠培养的品质。但不可否认，部分职业院校在其日常教学中因过分强调学生对技能的掌握，显现出对学生思政教育不够重视的倾向，极不利于大国工匠的培养。
大国工匠的培养，要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需要不断提高教师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将思政元素融入职业教育课堂，核心在于把思政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推动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以培养符合新时代国家需要的大国工匠。
“工匠”一词起源于手工业时代，指手工业者在经历学徒教育和培训后从事某一行业，以提供新颖、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群。在彼时，工匠精神体现着工匠对职业的热爱、对美德和传统的敬重、对生产过程的一丝不苟、对质量的精益求精，也体现着贯穿整个职业生涯锐意创新、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还应包括三个方面的素养。一是较高的思政素质和人文素养。工匠首先是国家公民，要能够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理想，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二是规则意识和标准意识。工匠是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对规则的遵守和对标准的坚持是其专业性的集中表现，这是工匠精神的核心要求。三是精益求精与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精益求精代表着工匠立足本职工作，对极致、完美的不懈追求，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最高体现；在工作中反思，将反思结果应用于生产和服务创新，做到知行合一，则是精益求精的实现路径。
职业院校思政教育要解决的是学生思想道德认识和思想政治觉悟上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于行动，需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即“知”“行”结合，将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的“事”作为工作重点。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育德和育心相结合、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实现思政教学手段现代化。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主要是通过志愿服务、社会调查、参观学习等形式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现实中的“事”，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提升对科学理论的把握，进而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因事而化”的思政教育要求，学校一方面要提高对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认真做好社会实践的规划、组织管理、评估考核及保障支持，将思政课实践教育与专业学习、日常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以立德树人为本，探索实施“一个融合、四个统一”育人模式，把思政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一个融合”，是把德育工作融入教育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全过程；“四个统一”，是辅导员与专任教师队伍的统一、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统一、教学内容与大赛标准和职业标准的统一、学生学业评价与企业用人评价的统一。增强新时代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要因时而进，从时代特点和学生特点出发，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
首先，要从时代精神出发开展思政教育，培育工匠精神。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程参与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应当用新时代的变化激发学生确立个人梦想，并促使其融入学生的个人行动，最终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因此，在思政教育中要宣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新思想、新任务；也要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发，在融洽而平等的交流中引导他们关注社会正能量，正确把握人生发展方向，有效激发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课程形式方面，任课教师可以利用学生活动平台，开展与本专业或本课程有关的活动，成熟的第二课堂被赋予学分，以选修课形式进入第一课堂。在教学内容上，各专业将职业技能大赛和职业标准的内容融入课堂教学，教师在课堂上讲的就是大赛中比的、未来工作中用的，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评价标准方面，让企业多渠道参与教学质量评价，把学生学业评价和企业用人评价结合起来。
其次，要善于把握教育时机，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培育工匠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有把握时机的意识、等待时机的耐心，更要有创造时机的能力，时机一旦成熟就要找准最佳切入点，争取达到最佳教育效果。甘肃交通职院教师陈彪来在教授“桥梁下部设计与施工”这门课时，与学生们一起凝练了“桩的工作精神”：扎根基层，默默无闻；构建和谐，追求稳固；修身正直，敢于担当；齐心协力，共顶千钧。师生们通过对桩的工作精神、桥墩施工理念的凝练，生动诠释了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形象生动，入脑入心。
开展思政教育还要善于运用身边“标杆”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用鲜活事例为学生昭示前进方向，通过班级培育、系部选拔、学院评审三个层次，历经培养成长、公开竞争、经验分享三个环节，建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三种文化，实现学生增长知识、拓展素质、提升能力三个目标，树立校园好青年、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校园“标杆”，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标杆”典型事迹，让广大学生切实感受到榜样的力量，从而起到引领、激励的作用。
灵活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可以让思政工作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在新媒体传递模式下，交流性表现得愈发明显，这种“去中心化”态势和“知识碎片化”趋势，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能够综合运用“翻转课堂”“微课”“微电影”等方式，将工匠精神融入教育教学与校园文化之中，推动工匠精神进校园、进课堂。通过开展“职业化”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将校园文化与工业、企业文化有效对接，接受企业文化熏陶，提升学生职业认同感和思想道德水平。
如借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教学工厂”模式，将教学环境文化与生产环境文化对接。贴近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安排实训流程，努力做到用企业的设施设备武装学校，使教学环境、文化氛围与职场环境保持一致，打造凸显企业文化的工厂化实训基地、车间型实训室。引进企业先进管理制度，借鉴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体系，推行全过程质量管理，按照企业要求，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养成学生职业行为。同时，通过运用新媒体与学生多沟通、多交流，了解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解答学生思想上的疑问和现实中的困惑。
总之，在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要从“事”“时”“势”出发，树立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理论导向，掌握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特点，运用新媒体手段，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不断加强实践教学，做到知行合一；进一步完善思政教育的领导机制，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理论修养与学术修养，从而培养出新时代国家需要的大国工匠。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强调，鼓励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鼓励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向普通中学开放。可以看出，职业学校在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影响，曾经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教育实践渐趋式微，使得广大中小学关起门来办学，导致劳动教育的僵化、弱化与虚化，甚至异化为惩戒不良行为的规训手段。尽管近年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积极探索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方式，为劳动教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仅靠中小学自身的力量，无法支撑起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广大职业院校拥有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可以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复归、成长与壮大。
职业院校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优势，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丰富的现实积累。利用这些优势，职业院校可以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开展。
一方面，从历史的视角，职业院校拥有天然的劳动教育血脉。在中外教育的发展史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观念引致了教育与实践的逐渐剥离，使得学校教育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科学知识的阵地，进而将动手实践抛向了民间。然而回顾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其正是在与传统的普通学校相制衡中、在民间的劳动实践中得以逐渐壮大。从民间作坊到手工业学徒制，再到学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传承劳动技能与劳动精神中逐渐建构着属于自身的教育体系，培养着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传授通识知识和高级专门知识的普通教育相并而行，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类型，彰显着自身的独特优势。职业教育面向最普通的劳动大众，凸显着一线性、服务性、接地气的特点。职业院校起始于劳动实践，传承着劳动精神，服务于劳动一线，充溢着劳动教育的血液，与劳动教育一脉相承，成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主战场，因此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助推方面理应具有足够的自信。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视角，职业院校有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我国职业教育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壮大，在规模发展中不断提高着内涵质量，积累了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在职业教育内部，职业院校建有先进的实训基地，建筑馆、创业馆、轨道交通体验馆等模拟实训室，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的场域；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双师型”教师，能够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专业的指导；生动的精品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及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等课程资源，可以克服中小学劳动教育校外实践的时空矛盾。在职业教育外部，职业院校建有一批紧密合作、协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既联系着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又沟通着家政、健康、旅游等服务业，这些企业可为中小学生提供融入社会的实践平台。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其所具有的实践教育资源都是中小学无法比拟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强于普通本科高校，这为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提供了更为可能的空间。
广大职业院校应承载光荣的历史传统，充分利用现有的丰富资源，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送出去战略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推波助澜。
其一，“请进来”，让中小学生在职业院校感受劳动之味。职业院校的丰富劳动教育资源，只有让广大中小学生深入到校园中才能真切体会到。为此，职业院校应适时适度地向中小学开放实训室，让中小学生在观摩、模拟体验中感受劳动产品的真谛与美好以及劳动者的光荣与伟大，开启职业梦想。一方面，职业院校应帮助中小学开发劳动教育课程，充分利用实训资源提供教学服务。由专业课程教师联合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专兼职教师，结合职业院校的专业特色和实训设施条件，针对中小学生各个阶段的年龄特点，开发有梯度的螺旋式职业体验课程，由专业教师带领中小学生在实训室完成劳动过程的训练和劳动产品的制造，中小学教师参与管理。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应借职业教育活动周、招生活动周、寒暑假等时间，向中小学生敞开大门。在此期间，既可以通过优秀校友、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宣传，让学生感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劳动文化，也可以让学生在专业实训室、大师工作室通过短暂的劳动体验，激发对劳动过程的热爱，萌发对职业理想的憧憬。
其二，“走出去”，让中小学生在自己学校亲近劳动之美。受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实践不一定都能放到校外开展，这就要求职业院校为广大中小学送“劳”到门。送上门来的“劳”，主要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劳动课程。职业院校教师可以在中小学实训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为中小学生送“课”，指导手工制作、科技创作等实践活动，或者仅通过简单地演示与讲解，让学生形成对劳动过程、劳动要素的初步感知。第二是大国工匠。职业院校要积极发挥劳动教育的媒介作用，邀请其合作大型企业的大国工匠进入中小学校园，为学生们分享职业成长的典型经验，激发学生的崇拜之情。第三是网络资源。职业院校的网络资源不仅要在职业教育内部共享，还应向广大中小学开放，尤其是部分专业入门课程、实训模拟课程资源，让学生们通过了解初步的专业知识和虚拟的生产过程，建构对劳动过程的基础感知。
其三，“送出去”，让中小学生到企业中体验劳动之魅。企业是最真实的劳动场域。广大职业院校应在推动中小学劳动教育中发挥“中间人”的角色，撮合中小学与企业的合作，将中小学生适当地送到企业中去参观、锻炼，体验劳动的魅力。一方面，职业学校可以将劳动教育课程教学搬到企业，使中小学生在企业师傅的引导下，边做边学、边学边思、边思边问，真实感受劳动生产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充分利用学生寒暑假时间，通过专项资助劳动夏令营、冬令营的方式，由职业院校牵头，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工作室参观、科技前沿讲座、励志演讲与匠心分享等活动，感受技能大师的成长历程，分享劳动者的成功经验与社会价值，为长大后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奠定丰实的生涯基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源有效供给视角下普职教育衔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